永和十年（公元354年）十月二十，司州，洛阳。

“无耻！恶心！”

桓温独坐厢房，愤愤不平的拍着桌子。

他倒不是因为朝廷在给自己的恩旨上耍了心眼，毕竟消息哪能这么快就从建康送来洛阳。

桓温之所以失态，全是因为一封从长安寄来的家书。

得知桓熙连纳三女，给自己添了四名继孙，桓温的心情久久不能平复。

自己身为一家之主，可在家里却没有半点地位，活得谨小慎微。

好不容易有乐弘献女，可在听说司马兴男即将前来洛阳的消息，又只得连夜将人送往江陵，交由给郗超代他金屋藏娇。

别说领进家门，甚至都不敢让司马兴男知道这件事情。

反观桓熙，在男女之事上，从不受人约束，年少时就曾与父亲争妾，如今则更加肆无忌惮。

刘美人、郭姜、张玉儿三人，虽无血缘关系，但在辈分上可是正儿八经的祖孙三代。

而桓熙居然前脚在向朝廷请求册封拓跋寔为代王的情况下，后脚便迫不及待的将拓跋寔的母亲，未来的代国王太后纳入房中。

种种行迹，实在让桓温既羡慕，又愤慨。

这份羡慕，桓温只能放在心底，不敢与外人提起。

如果传到司马兴男的耳朵里，让妻子误以为他对桓熙的妻妾有非分之想，家里非得闹得天翻地覆不可。

当然，也不是没有值得桓温高兴的事情，桓熙在家书中提到，已经表奏邓羌为弘农太守，将在弘农郡驻扎三万精兵，只此一事，便能让桓温的脸色由阴转晴。

不仅桓熙有一双慧眼，桓温同样具有识人之明。

此前与燕国的战斗中，由于楚军骑兵处于绝对的劣势，邓羌并没有得到表现的机会，但桓温如果不是对他的才能推崇备至，也不会将自己仅有的骑兵，全都交给邓羌。

桓熙在来信中，与桓温解释得很清楚，自己下一步的战略目标，是与苻建争夺代国，不可能在弘农投入太多的精力。

桓温对此表示理解，毕竟握手慕容英母子这张牌，自然要好好利用。

苻建当初在苻雄的建议下，制定了北攻南收的战略，重点经营并州南部防线，与其在并州南部碰得头破血流，倒不如经由河套平原，争夺代国的控制权。

当虞国的主力被迫在北面与桓熙僵持、作战时，这同样能够减轻洛阳所面临的军事压力。

西晋建国时，司州下辖河南、荥阳、上洛、弘农、河内、河东、平阳、汲郡、魏郡、顿丘、阳平、广平等十二郡。

在十二郡中，燕国占据了河内、汲郡、魏郡、顿丘、阳平、广平等黄河以北的六郡之地。

虞国占据了平阳郡，已经河东郡的大部分地区。

梁国占据了上洛、弘农、以及河东郡的蒲坂、高王等地。

桓温的楚国实际只占据了河南郡，至于洛阳以东的荥阳郡，桓温为了收缩防线，并未染指，只是派兵守卫成皋，也就是虎牢关。

荥阳以东，即为兖州，是姚襄的领地。

姚襄名为晋臣，但有殷浩的前车之鉴，桓温可不敢信任他，宁愿放弃荥阳，作为自己与姚襄之间的缓冲。

当然了，殷浩会有那般下场，也只能说是自作自受，不能完全归咎于姚襄。

桓温并不在乎自己的封赏，只要把洛阳经营稳固了，逼迫晋室还于旧都，等到桓温专制朝廷的时候，封王、九锡，都能讨要到手。

他向建康送去奏表，只在乎两件事情，其一是麾下将佐的封赏，其二则是司州行政区划的调整。

桓温北伐，先后夺取襄城、颍川、河南三郡，其中，颍川、襄城二郡原本归属豫州，桓温在奏表中请求将颍川、襄城划入司州。

也许是在给桓温的封赏中动了些小心思，因此，朝廷并没有反对将颍川、襄城二郡并入司州。

毕竟颍川、襄城是由桓温收复，朝廷也不可能讨要回来。

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洛阳及其周边地区人口凋零，譬如鸡肋，既然在对桓温的封赏上面耍了心眼，其余请求，自当应允，否则桓温又如何肯罢休。

此前上洛郡被桓熙撤销，并入了雍州，如今在桓温夺取洛阳后，又被重新恢复。

桓家的司州，实际控制河南、上洛、弘农、颍川、襄城五郡，至于桓熙设立的河东郡，则依旧归属雍州。

五郡之中，上洛、弘农被梁国控制，由梁国官员治理，赋税运往长安。

毕竟上洛郡本就由桓熙占据，而弘农的百姓又是从关中迁去的。

剩余河南、颍川、襄城三郡则由楚国控制，赋税由桓温支配。

......

长安与洛阳相距七百余里，由于风雪载道，车马难行，司马兴男一行人足足走了半个多月的时间。

抵达洛阳时，已经是十一月上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