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了典妻现象的存在，杨津正自然也就不难理解，这个典妻案为何发生了！

案子发生在偏僻的某个村子里，甚至连地名都没个正经的，叫什么大坟包，也就是说以前这一代都是乱葬岗，经常瞒那些各种来历不明的尸体，这些无家可归的，以及客死他乡的，亦或者是各种独居的孤寡老人，这种带着恐怖色彩的地方，经济往往并不会很发达，当地娶不上妻子的也大有人在。

据当地的里长汇报，就是一村民因为租借妻子的事情，发生了一点龌龊和争议，结果双方就闹上了官府！

看着也不复杂，甚至这种案子历朝历代都有，甚至和某些文学作品还有些类似：

丈夫为高利贷所迫，将善良勤劳的妻子春宝娘典给了财粗气盛的秀才，典期三年，春宝娘需要为秀才生下一子半女。

为了100元的救命钱，春宝娘不得不丢下刚刚五岁的儿子春宝，被抬进了秀才的家门。

尽管暂时是秀才名义上的妻子，春宝娘的日子并不好过：对儿子的思念、秀才婆娘的冷嘲热讽、苛责、秀才的假意谄媚，一颗灵魂无情地被撕扯成两半。

春宝娘怀孕了。秋天，她生下了儿子秋宝。在剩余的时间里，秋宝成了她在这个家里唯一的寄托和情感投射。

时间很快，秋宝呀呀学语时，春宝娘的典期结束了。

如同三年前的那次离开一样，春宝娘站在门口，背后还是幼小的儿子，或者说从今天起，这个孩子就不再是她的儿子了。

家，等待她的是8岁的春宝疏离的目光，是躺在床上等待她来照顾的男人。

沉静而寒冷得死一般的长夜，似无限地拖延着，拖延着…….

这是现代作家柔石最具代表性的小说《为奴隶的母亲》，寥寥几千字，将浙江一带残留的典妻的陋习描述得淋漓尽致，从文中我们能深刻地体会到妇女的绝望和悲哀。

典妻：岁仅一金，三周（年）而满

生活无以为继时，有些人会将自己的妻子典卖出去，以换取糊口的银两。当然这个“卖“不是真正经济学意义上的卖，而更偏向于一个”典当“的概念。就是把自己的妻子典与有需要的人家，帮助对方生育子女。通常情况下，”岁仅一金，三周（年）而满“。也就是说，一个租赁周期大约为三年，三年后要么可以续租，要么就让妇女独身返归其家。

有时，富户也可以将典转为真正意义上的买，只需要写下正式的卖券即可。

在租期当中，妇女因病死亡，则由双方共同料理后事。典期结束内，丈夫需在原来典价基础上再加部分利息才能将妻子赎回。

典妻不是并不是一种法律上许可的婚姻关系，但它又有契约做担保，形成了临时性的中断性婚姻关系。

典妻最早可以追溯到南北朝，在唐代中叶已蔚然成风，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国很多地方仍存在着这样的习惯。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婚姻法确定，才从真正意义上消灭了典妻这一陋习。

典妻：隐藏在史书资料中的丑陋

典妻最早的文字记载始见于《续资治通鉴长篇》，“比因饥馑，民有雇鬻妻子“，”质妻卖女，父子不保“。

宋朝《京本通俗小说》里曾记载了一个故事，叫错斩崔宁，讲述的就是典妻陋习：宋高宗时，一位叫刘贵的官人，因经商不善而家徒四壁。为了生计，想将自己的妾陈二姐典卖出去。于是刘贵对陈二姐说道此事，还称已请人写好了文书。谁知陈二姐信以为真，不堪其辱，竟深夜离家出走，最后却被人杀死。

元代的《元典章》里也记载：吴越之风，典妻雇子成俗久矣，前代未尝禁止。

到了清代，记录此事的书籍就更多了，包括《清稗类钞》、赵翼的《檐曝杂记》和一些剧本、小说等等。

赵翼的《檐曝杂记》内容是以粤、桂、滇、黔等地的见闻为主，其中最令人触目惊心的就是作者对甘肃典妻习俗的描述：甘肃多男少发，有的男子（或因贫穷）娶不到妻子，但希望有子肆继承香火，于是就去租赁他人之妻。立券书期限或二年、三年，以得子为限。过期则原夫领回，不能再留一日。（甘省多男少女…..其有不能娶而望子者，則僦他人妻，立券書期限：或二年，或三年，或以得子為限。過期則原夫促回，不能一日留也。）

1987年，在浙江南部山区，仍保留着典妻家庭。平阳县的石城村，有妇女因为家贫，被丈夫以600元的价格典售出去，典期十年。

在泰州市一所对外开放的古宅里，还保留着一份咸丰9年的典妻契。上面清楚地写道：兹因侯保珍，久欠杨玉峰白银四十二两，实无力偿还，愿将妻子王氏押于杨某名下，为妻三年，所生子女为杨某后代，期满以四十二两白银赎人。可延期半年，过期不赎，王氏将永远为杨玉峰所有。通人说合，两厢情愿，立字为凭。

典妻这种陋习，因其天然的生长属性，在社会中存留下长期的足迹，甚至一直影响到现在。

民生凋弊是民间陋间滋长的最根本原因。典妻也不例外。

一个家庭能售卖自己的妻子，多是发生在极端贫困的百姓中。这样的家庭，劳动力完全丧失，生活无以为继，能用于交换、以图糊口的资本只有人；特别是在战争和灾荒年代，这一悲剧频繁上演；

在中国的传统宗法制中，子嗣是一个家族延续的唯一象征，对父母的孝道和对祖先的崇拜都需要通过繁衍子嗣来推动。有些家庭过于贫困，无力娶妻，典妻就是他们获取血脉的唯一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