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

这句话是当初汉中宗教导太子汉孝元帝时说的。

汉中宗是将西汉国力真正推向顶峰的人，而汉孝元帝则是将西汉带入深渊的引领者。

从这二人在大汉历史上的不同作为可以清楚的知道，汉中宗说的那句话是有多么的正确。

只是尽管这句话被明确记载在史书之中，也一向被部分世人推崇为最佳的治国之道。

但是世人千万，总是会有不少人如当年的汉孝元帝一般，认为德教为先才是最好的治政之道。

毕竟这种治政之道是明明白白记载在儒家典籍之中，只要出自名门，就很容易受到这种治国观念的影响。

正如现在的马谡一般。

可跟随糜旸的众臣大多都经历过社会的毒打，他们知道若全按书上的来，那么国家一定会崩乱。

乱世之中，人性本恶才是主旋律。

相比于众臣在心中的吐槽，糜旸则是在听完马谡的劝谏之后，心中浮现起不愧是他的想法。

这很马谡。

马谡在后世的争议很大，很多人痛恨他败坏了丞相的北伐大业，但是也有很多人为他鸣不平。

这种争议源于历史上著名的街亭之战，而糜旸也可以从那场战役中，可以看出马谡鲜明的两个性格。

后世许多人认为街亭根本就是守不住的地方，为了支持这个观点，许多人对假想中的街亭进行实地考察，条条分析。

然后得出马谡蒙受了“千古奇冤”的结论。

只是这個结论，却从根本上站不住脚。

就不说历史上的街亭在哪里本就有争议，也不提经过千年以来的变迁，当地的地貌会不会发生改变。

就说身为当世军事大家的诸葛亮，后世武庙大贤之一的诸葛武侯，他会不清楚街亭能不能抵挡住魏军的进攻吗？

性格谨慎的诸葛亮，怎么可能会放下这种基本的常识错误。

有这种观点的人，简直是在侮辱诸葛亮的智商。

或许以当时马谡的兵力，想长久守住街亭不容易。

但既然诸葛亮会派马谡领兵前去，还特地在马谡走之前安排好到达街亭后的一切事宜。

这足以说明当时马谡守住街亭一段时间，是绝对没问题的。

当然前提是马谡不违背诸葛亮的命令。

毕竟诸葛亮是想兴复汉室，又不是故意让马谡去送死。

结果马谡到达街亭后，他所作的一系列骚操作，别说王平看不懂，估计也把张郃看懵了。

估计当时王平与张郃的心态，就如现在糜旸身后的众臣一般。

好大喜功，脱离实际，便是马谡性格上最大的弱点。

别说马谡是一个优秀的谋臣，不适合行军打仗。

在当世文武不分家，脱离实际乱来本就失去身为一个优秀谋臣的基础。

听完马谡的进言之后，糜旸一时之间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他。

得幸亏他现在不是马谡的副将。

马谡的进言表面上听起来头头是道，但实际研究之下就会发现很空泛，大多都是照搬书上的内容。

并且可以作为万金油的模板，回答绝大多数问题。

攻心为上，读过兵书的这个道理谁不懂？

但问题你得提出来具体的对策，来达到攻心为上的效果呀。

面对马谡的进言，糜旸沉默了好一会。

马谡会对他说这番话，从本心上来说是对他释放善意的。

“好论计策”，本就是马谡历史上的显著作风。

正因为知道马谡的本心，加上顾及到诸葛亮的颜面，所以糜旸强忍住开口斥责马谡的冲动。

沉默之后，糜旸对着马谡言道：

“孤早年蒙陛下教导，知道匡济天下有六正臣。

六正臣中明察成败，早防而救之，塞其间，断其源，以雷霆之势化危为福，君终已无忧，如此者，乃智臣也。

孤虽不敢自称乃汉之智臣，但却一直以此自效。

至于尚书所言的仁义、德教为先之举，并非是孤自效的智臣该做的。”

糜旸虽然没有直接出言驳斥马谡，但他话语中的疏离与不满，任谁都感觉得出来。

马谡在察觉到这一点后，略微有些尴尬。

他之所以会主动对糜旸进言，除去他的性格如此之外，还因为马谡现在已然明白诸葛亮让他与糜旸交好的用意。

可是没想到在自己主动释放善意之外，得到的却是这个回应。

马谡觉得他说的没错呀，为何糜旸会如此呢？

糜旸对马谡的冷淡可不仅仅是如此。

既然现在马谡的使命已然完成，糜旸也不想与马谡再有过多交流。

他略微轻咳了几声，身为他心腹的邓艾立马会意上前。

邓艾在来到马谡身前后，躬身请他前去城中驿馆中休息。

尽管邓艾的礼数做得很足，只是马谡也察觉到好似梁州上下君臣都不太欢迎他。

他也是个有傲气的人，既然察觉到这一点，那他也不会再留下。

在邓艾的恭送之下，他带领着随从离开了大殿之中。

当马谡离开之后，糜旸无奈地回身对着身后的一众臣子言道：

“昔日董侍郎来临时尚不觉有异，今换马尚书，方知董侍郎之好也。”

听到糜旸如此说，他的一众心腹大臣都不禁觉得莞尔。

糜旸的言语中并没有对马谡有直接评价，但他的这番评价，也隐晦地表达了他对马谡的观点。

不过糜旸不是会被个人情绪所影响的人。

对于马谡来说，刘备明发“斥责”诏书给糜旸可能只是他的一个任务。

但这件事对于糜旸来说，却是接下来他在梁州进行大刀阔斧改革的最有利保障。

正如糜旸所说的那般，智臣是善于转祸为福的。

之前的大营动乱对他来说是祸，但他却利用那个平定祸乱的事件，树立起在南郑的强大权威。

只是尽管如此，他在南郑也并不是可以为所欲为的。

他毕竟是刘备的臣，许多改革的事务他没办法越过刘备直接实行。

权力在他手中，但名义在刘备手中。

任何的政治改革得不到君王的支持，那最后必然是会失败的。

正因为如此，所以糜旸才会特地上书给刘备告知他收取吴懿兵权一事。

诚然他是在履行一个臣子的职责，但也是他隐晦地在试探刘备对此事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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