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森科原本应该是个小角色，他在联盟的权力架构体系中，并不占据任何位置，至少和维克托这样的联盟核心官员来说，根本就没有任何可比性。但是话说回来，若是因此就认为维克托可以随意拿捏对方，可以像踩死一只蚂蚁一般的将李森科这个人弄死，那也太过于乐观了。

是的，李森科本身什么也不是，他就是一个顶着生物遗传学家帽子的小丑，一个不知廉耻为何物的伪科学工作者，但撇开他自身的存在感，将他整个人看成是一个符号的话，那么其背后能够引申出来的意义，就非常强大了。

说到底，李森科是什么？他在联盟政坛中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答案很简单，他就是一个符号，或者说，是一个标志，是斯大林同志有关阶级斗争，有关党内斗争问题在学术界、科学界的延伸和应用，换句话说，李森科将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概念，引入科学理论领域，以政治斗争的形式来解决学术争端的手段，其实是迎合了当初斯大林同志的意志的。

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二九年所发表的《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这一文章时，明确指出苏联人民用革命的形式夺取了政权，而旧世界那些被打倒、被推翻的反动分子，还将利用各种阴谋手段，利用暴力的形式重新将政权夺回去。

这篇文章在当初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向联共党内形形色色的右派、极左派发动进攻的冲锋号，并最终导致了三十年代中后期席卷整个联盟的大清洗运动。

而在三十中后期的时候，李森科正式抓住了这种“阶级斗争无处不在”理论的尾巴，迎合着当时以斯大林同志为领导核心的莫斯科权力核心的意志，堂而皇之的将阶级斗争的概念，引入了遗传学理论争端的领域，他在将一系列学术对手打击致死的同时，也给自己的身上披了一件瑰丽的“外衣”，即他的学术观点是符合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而反对他的人就是在反对无产阶级政权。

千万不要怀疑这件看上去近乎于玩笑的“外衣”，正是因为有了这件外衣的存在，这个骗吃骗喝的家伙，才能拥有今天这样的所谓“学术地位”。

两年前，日丹诺夫同志在联盟中央领导层中风头正盛的时候，也就是列宁格勒派借助着航空工业案件的机会，向马林科夫发起围攻的时候，作为日丹诺夫的儿子，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日丹诺夫正好在莫斯科国立大学任教，当时，他就在给涅斯梅亚诺夫任助教。

或许是受了涅斯梅亚诺夫的影响，又或者是因为莫斯科国立大学中原本就有着很浓厚的反李森科思潮，总之，作为日丹诺夫的儿子，这个还稍显年轻的学者，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抨击李森科的文章。结果，就因为他的这一篇文章，导致他的父亲日丹诺夫陷入了被动。

当时，在莫斯科流传着一些小道消息，说尤里·日丹诺夫对李森科的批判，是为了打倒斯大林同志所树立起来的“学术典型”，其本身就是一个阴谋，背后的真实目的，是为了打击斯大林同志在联盟的权威，而一旦斯大林同志的权威受损，作为党内第二把手，同时，也是斯大林同志指定接班人的日丹诺夫，将会是唯一的受益者。

实话说，对于当时的这个传言，斯大林同志并没有任何表示，但处在那种敏感的局势下，如果说日丹诺夫没有顾忌的话，恐怕也是不可能的，维克托始终认为，当时马林科夫之所以能够顺利过关，最终没有被牵连进所谓的航空工业案件中去，多半也是得益于尤里·日丹诺夫搞出来的这一场意外了，毕竟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日丹诺夫肯定不敢继续对马林科夫穷追猛打了，否则的话，他还真就成了排除异己，试图夺权了。

维克托甚至有理由相信，那个当初在莫斯科小范围流传的消息，很可能就与马林科夫有关。

引着米利恰科夫走进别墅，一路上维克托都没有说话——别墅里有专门的服务人员，有些过于敏感的话题，当着这些服务人员的面谈论并不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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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森科的问题必须解决，”直到重新回到二楼的会客室内，请米利恰科夫在客厅中央的沙发前坐下，维克托才一边递过去一支香烟，一边表情严肃的说道，“这不仅仅是为了平息当下学术界的争端，同时，也是为了联盟科学技术的顺利发展。”

等到米利恰科夫将香烟接过去，维克托又抢先点燃打火机，替他将香烟点燃，这才继续说道：“自从调任列宁格勒以来，我已经收到了几十封来自列宁格勒各个学院、科研机构以及学术机构的信函，这其中也包括了尼古拉·克雷洛夫同志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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