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是因为接到电话比较晚的缘故,在赶来克里姆林宫医院的人中,维克托要算是来的比较迟的一个了,当他赶到日丹诺夫同志病房外的时候,走廊里已经聚集了十几个人,全都是来自联盟核心领导层的人,其中包括了莫洛托夫、安德烈耶夫、马林科夫等人,今天下午刚刚见过面的苏斯洛夫同志也在。
说一句不太恰当但却非常实际的话,今晚聚集在这里的人,或多或少都从日丹诺夫同志病逝中获益了,而那些未曾获益甚至是蒙受了损失的人,现在还没有赶过来。但不管是谁获益谁受损,日丹诺夫同志病逝这种事,都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因此,现场的气氛非常凝重,每个人在交谈的时候,都尽可能的压低声音。
穿过走廊,维克托径直走到聚拢起来的人群边上,他率先凑到马林科夫同志身边,先同对方打了个招呼,随即便问道:“什么时候的事情?”
“医生说是一点四十七分,”马林科夫下意识的看了看手表,说道,“差不多四十分钟之前。”
维克托点点头,又问道:“死因明确了吗?”
马林科夫点了点头,没有说什么。
作为联盟的第二号人物,日丹诺夫同志病逝对于全联盟来说,都是一件大事,因此,后续需要安排的工作也有很多,而就当下来说,最紧要的一件事,就是准备好明天需要随报刊发布出去的讣告,同时,外事部门还要做好与各国使节就此事打交道的准备。
而具体到维克托的身上,他作为中央国际部的负责人,同时,也是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组建者、领导者之一,随着日丹诺夫同志的去世,他所需要抓紧时间安排的工作也非常多,尤其是在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中,没有了主持全面工作的日丹诺夫同志,维克托就必须顶上去。除此之外,中央国际部中的一系列事务,恐怕也需要做出调整了。
因为斯大林同志没有过来的缘故,有关讣告以及治丧委员会组建的事情,到场的人都不好直接拿主意,这也是联盟在缺少了日丹诺夫同志之后,所显现出来的一个缺陷:斯大林同志的绝对权威,导致了中央决策层的权力失衡,当日丹诺夫同志这位党内第二号人物还健在的时候,在某些问题上,他可以替代斯大林同志做出决策。而现在日丹诺夫同志不在了,斯大林同志又不在场,就没有人敢于站出来拿主意了。
而从另一方面看,这种状况也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在联盟的核心领导层内,除了斯大林同志和日丹诺夫同志之外,剩余的人在个人的魄力和决断能力方面,都存在着问题。
至于维克托,他现在毕竟还没有正式进入书记处和组织局,因此,在今天这种场合下,他也是没有权力做出任何决策的。
从不到两点钟开始,一直守候到凌晨四点钟,在整整两个小时里,陆陆续续还有人赶过来,而作为日丹诺夫同志曾经的亲信,沃兹涅先斯基与库兹涅佐夫两人,是在三点一刻的时候赶到的,随后,政治局到场的几位委员,也终于就治丧委员会与讣告等问题,列出了若干个方案。这些方案要在明天早上第一时间交给斯大林同志,并由他确定最终的选项。
有关讣告的问题,也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就是在报纸上刊登一则新闻,缅怀一下日丹诺夫同志的生平就完事的。这其中,还包括了给与日丹诺夫同志什么样的人生评价,是否要为他举办国葬,要向哪些国家的政府直接发出消息,并邀请各国什么级别的领导人前来莫斯科等等,一系列的决定都是至关重要的。
就像邀请各国领导人来参加葬礼这件事,日丹诺夫同志是联盟党内的第二号人物,是此前确定了的斯大林同志的接班人,那么按照礼节,各个国家派遣来莫斯科出席葬礼的人,应该也是相应国家内的第二号人物。而各国来访的要员抵达莫斯科之后,联盟又将安排什么人负责接待呢?同样是按照国际礼节,负责出面接待的人,也应该是联盟的第二号人物,换句话说,这个负责出面接待各国要员的人,很可能就会是联盟内部日丹诺夫同志的继任者。
至于治丧委员会成员的名单,也不是谁都能进的去的,包括谁出面为日丹诺夫同志抬棺,如何站位等等,这里面都是有讲究的,其向外释放的政治信号,会在全联盟范围内受到关注,甚至也会在国际上引发一连串的揣测——如今的联盟已经不再是一个地区性的国家了,而是一个世界性的强国,莫斯科出现的每一次政治波动,都会在全世界范围内引发一定层次的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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