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刘进发问，桑弘羊沉默了一下道：“昔年，臣曾助力孝武皇帝筹集钱粮。算缗、告缗，皆揽财无数。除此之外，买爵、借贷、酒榷、盐铁等皆孝武皇帝所出。臣以为或可恢复旧制。”

听桑弘羊说完，刘进略一思索道：“算缗、告缗确揽财无算，然亦是此举，令商人破家者数十万。

朕以为不可不慎重。”

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初算商车”，即对商人所拥有的车辆征税。

至元狩四年前119武帝又下诏“初算缗钱”。

具体办法有三：对各类商人征收财产税，诸如末作贳贷卖买，居邑贮积诸物，以及其它虽无市籍而从事商业以谋取利润者，都要根据资产多少编造名册，呈交官府，作为征税的依据，税额为“率缗钱二千而算一”，即每二千钱纳税一百二十钱。

对手工业者即“诸作有租及铸”，征收财产税。税额为商贾的一半，“率缗钱四千算一”，即每四千钱纳税一百二十钱。

对车、船征税。轺车的征税办法是﹕凡不属于国家官吏、三老、北边骑士而拥有的轺车。皆令出一算。商贾所有的轺车则为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

元鼎三年前114武帝又下令“告缗”，由杨可主管其事，令民告缗者以其半与之。

杨可告缗遍天下，商贾中家以上几乎都被告发。武帝派遣御史和廷尉正、监等分批前往郡国清理处置告缗所没收的资产，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地大县达数百顷，小县也有百余顷。

可以说，告缗制度破家无数，然获得的钱财也无数。

从个人角度上看，因为汉武帝的算缗告缗制度，令很多商贾家庭直接破碎。

从汉武帝角度看，深远意义上，为武帝的内外功业提供了物质上的保证，起到了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作用。

然而从其负面来看，告缗制度令老百姓的生活成本增加；告缗制度令告缗者可得一半家产，加深了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尤其是商贾地位低下，如此一来找靠山便成为了其应对手段之一，因此单纯的商贾之家根本就撑不住，只能依附于官僚、地主，致使土地兼并加剧。

此前刘进所采取的诸如鼓励婚育、鼓励农耕、修建木路、出兵相助乌孙等各种措施及政策用钱颇多，尤其是出兵相助乌孙更是令大汉的存储钱粮用去不少。

因此桑弘羊根本想都没想，便将汉武帝旧制给搬出来了。

然桑弘羊听刘进说完，便沉默了下来。

从别人手里夺钱岂会是那么容易的？

不少商贾所赚取的钱财都是冒着杀头的危险从一点点的微薄小利慢慢做大的，也有不少是走了大运，抓住机遇赚的，但越是创业艰难，越是不舍得往外掏钱。

而当年汉武帝所采用的捞钱方法说白了也就是通过国家暴力机器强迫商贾掏钱罢了。

想到这，刘进思索了一下道：“朕以为亦当改革税制。

朕以为告缗当恢复，然便是恢复，亦不可如昔日之惨状，当据实处置，依证定罪，且依照告缗桉值确定罪责，逃税多者重责，逃税少者轻责，逃税微者令补齐算缗不责。”

“唯。”桑弘羊思考了一下，这么一来，定然与汉武帝地皮搜刮似的获利较少，但所产生的危害也要小上不少，当即便应了一声。

刘进微微点头道：“此你与廷尉去办，若觉有合适人手和用之。”

“唯。”桑弘羊再次应了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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