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一世解散了议会之后，也就失去了向各地地主们加税的权力，毕竟各郡的郡政府都控制在乡绅手中，没有了乡绅们的协助，英王就无法提高土地租税。

在这一点上，英国的农民倒是比大明的阶级兄弟要幸福的多。在大明因为有一个成熟的文官统治机构，所以缙绅们采取的是阴奉阳违的抗税办法，就是把本应该由自己承担的税务转嫁到自耕农身上去。而在英国，因为王权的虚弱，郡政府的乡绅们就把国王的加税命令给丢弃在一边了。

这两种不同的抗税方式同样也导致了不同的后果，大明这边是大量自耕农的破产，导致税收的征收比例逐年下降，这些人把怨恨集中到了朝廷和缙绅头上，只要有个风吹草动就是各地揭竿而起的局面。

但是在英国，因为乡绅们对于国王征税命令的直接抵抗，使得他们在地方上成为了自耕农的保护者和代言人，并进一步控制了地方上的事务，从而加强了乡绅们反抗国王的底气。

不过这只是库尔缠不看好查理一世的原因之一，之二么就是查理一世解散议会之后实施的加征税收方式。既然不能从土地税上想办法，查理一世自然就要从其他方面想办法了，只不过他的选择并不多。

因为伊丽莎白时期留下的政治传统，国王想要增加税种和土地税的比例必须要征得乡绅们的同意，要不然就只有出卖王室拥有的土地来填补亏空了。后一种方式也是英国清教徒迅速扩张的原因，因为王室拥有的土地大多来自于对天主教会没收的地产。

查理一世想要转向支持天主教以赢得罗马教廷的支持，以赢得英国在欧洲事务上的发言权看起来很是精明，但实质上却是愚蠢之极。因为在过去百余年里，英国的清教徒们正是吞食着英国天主教会的尸体成长起来的，国王在宗教信仰上的转变就涉及到了一个关键问题，清教徒们过去以低廉价格从国王手中购买到的教会地产，是否要归还教会？

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女王正是依赖着清教徒们的坚定支持，把英格兰的天主教徒们给打压了下去，而查理一世却试图抛弃自己的坚定支持者，去向一群摇摆不定的天主教徒们献媚示好，这不就是自绝于人民么。

不过查理一世手下的税收部门还是相当出色的，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绕过议会和不必出卖王室地产的办法，来增加国王的收入。

那就是是增加日用消费品的流通税和进出口货物的关税，这是国王所拥有的权力，不必再经过议会同意。而且征收这两种税收并不需要通过地方郡政府，只要国王直接对自己的税收官下命令就可以了。

英王的加税方式对于大明人来说简直是毫不陌生啊，我大明神宗皇帝早在几十年前就向各地委派税监这么干过了。这样的征税虽然能够解决燃眉之急，但是却让神宗皇帝的名声在知识分子和商人口中臭了街。

查理一世的税收官同样不比大明的税监们清廉多少，一名英国普通海关官员的年薪是30英镑，但是其灰色收入是年薪的23倍。而且英国此时实施的是包税制，也就是说国王可以把收税权出卖给商人，让商人去征收一定时间内的税收。这几乎和宫内派出税监的方式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一个收钱的是国王，而另一个收钱的内库而已。

即便是依托着东厂、锦衣卫和各地的官府，税监激发的民变也是此起彼伏的。英国的税吏们引发的民众怨恨自然也不小，只不过在库尔缠看来，这种强征税收的真正后果还没有真正引发出来。

对于英国社会有所研究的他认为，查理一世强征的税收实质上正好变成了城镇经济发展的最大阻碍。

依靠着制造业发展起来的英国城镇，其中最大的一项制造业就是毛纺织业。光是英格兰就有超过20万的纺织工人，主要分布在英格兰的西南部、东盎格利亚、奔宁地区。不过在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之前，纺织业并不算是一个稳定的产业。他们不仅要面临外国的竞争，还要受到欧洲连年战争的影响。

因此英国纺织工人最为烦恼的问题就是，他们经常存在着半失业状态。工厂的订单总是小于他们的生产能力，迫使这些工人们不得不半日工作，半日发呆。不能完全的把自己的劳动力全部出卖出去，也就使得工人家庭无法确保收支平衡。

比如在奥尔纳姆市，十分之一的家庭需要定时从济贫税中获得补助，还有近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家庭有时需要领取救济物资或补助燃料或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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